探寻文化复兴的源头活水 古今接续推陈出新
发布时间：2022-12-12 15:06:22作者：圆觉经常识网
探寻文化复兴的源头活水 古今接续推陈出新
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，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、磨合乃至冲突、碰撞，正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常态。近代以来，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，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、交融和交锋，正在空前广阔的时空中展开。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目前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。具体到中华文明的现实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上，在这一从古未有的文明大交流中，我们应有所担当、有所把握，进而有所作为。
古与今：接续传统，推陈出新
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儒学宗师孔子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，目的不在于复古、守旧，也不是为立言而“立言”，而是周游列国，身体力行，实现重构社会秩序的理想。后期儒家的发展，如西汉董仲舒，面对汉初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，以诠释“春秋公羊学”入手，建构起以“天人感应”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为核心范畴的儒学体系，开创了孔孟之学的“经学”时代。魏晋时期，社会大变动，民族大融合，文化大交流，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东土后风头正劲，传统纲常名教无力维系世道人心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之争遂成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演进的主轴——曹氏父子的“建安文学”、竹林七贤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王弼创造性解注《老子》等，意在借古喻今，具有强烈现实指向。隋唐三百年，大乱大治，人心思定，儒道佛互有消长，韩愈力推“古文运动”，《原道》《原儒》尊崇儒学、力排佛老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实为一代宗师。赵宋立国，重文抑武，在理论创造上，周敦颐、张横渠、二程、朱熹接着韩愈往下讲，“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”，援佛入儒，由“道”入“理”，由此开启了儒学发展的“程朱理学”阶段。
近年来有学者力主“崖山之后，已无中华”的说法，如果说数千年“华夏”传承仅仅系于“士人”阶层的话，那么随着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式微抑或消亡，华夏文化应该说也会随其消亡，然而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样，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最终都以服膺中华文化为归宿。
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才被打破。何以至此，又如何突破？晚清重臣张之洞力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说，终难脱新瓶旧酒之嫌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以“救亡图存”为急务，倡导“科学与民主”，与维护传统延续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“科玄之争”。熊十力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钱穆等新一代学人致力于整理国故、返本开新，已然成为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，探寻中华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中与西：开放交流，综合创新
近年来，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历史新机，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明显增强，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文化动因。
考古发现证明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盘庚时期，文明滥觞应该更为久远。相比于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以及古希腊文明，中华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，历经挑战，九曲百转，却始终奔腾向前，从未中断。何以至此？这不能不说与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理性务实、博大平易、厚德包容的胸襟有直接关系。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被有些学者称之为“实用理性”，显然是想借此与西方文化的“工具理性”有所区分，但也容易造成中华文化功利、短视的印象。实际上，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世界文化传统的地方，在于它特有的“人文”情怀，在于它讲究不偏不倚的“中庸”立场。在中华文化史上，“华夷之辨”不绝于耳，但最终还是走向兼容并包、多元一体。多次、反复的文化撞击和冲突，锻造和锤炼了中华文化吸纳包容、和而不同、刚柔相济的品格。“不打不相识”，人是如此，文化也是如此。没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，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和蜕变，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
中华文化从来不怕异质文化的冲突，怕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，我们失却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，怕的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，我们迷失应有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方向。如今，中西方文化正面碰撞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蓬勃展开，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士气，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然显现，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贡献力量和智慧。然而，我们更应警醒的是，一部中华文化曲折发展史深刻表明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、交锋、交融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，尤其是面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、与中华文化相反相成的西方文化形态，可谓是狭路相逢。面临着既要增强文化自信，同时也要务实开放、学习借鉴的双重历史任务，可谓任重道远。从未来发展看，民族复兴的壮阔洪流为中华文化走向新生提供了物质基础，而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则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标志；中华文化能否在这场空前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、交锋、交融中实现自我更新、凤凰涅盘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，也关系到世界的根本走势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客观的历史过程，确保这个进程顺利运转，出路在于秉持平等互利、开放合作的态度，任何过于强调自身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态度及做法，都将被历史无情地宣判为狭隘和自私的偏见。
文化“大同”是人类“大同”社会的一部分，本质上是一个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、氤氲消长的历史过程。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新形态既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独霸一方，也不会是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非洲文化一花独放，和而不同、美美与共作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，已经深刻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向和必然归宿。而这一原则的真正贯彻和最后实现，其实也正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传承延续和发扬光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华文化复兴关乎世界文化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，并非痴人说梦。
知与行：实践第一，理论创新
问题是时代的声音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只能从问题本身寻找。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等为物质基础的。那种离开国计民生，抛却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，就文化谈文化，不仅不会有结果，反而有害。
历史上能够称得上硕学鸿儒的文化中坚，无不是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，孜孜于济世救民、匡扶天下。孔子有所谓“君子儒”“小人儒”之分，讲的是“兼济天下”与“独善其身”的区别。在治学上，孔子还讲“为己”与“为人”的不同。近代以来不少学人学贯中西，尽管渊源有自、观点各异，但皆秉承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“士”之精神，不管是“居庙堂之高”，还是“处江湖之远”，皆能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怀揣“兴灭继绝”的信念，以整理国故、弘扬传统为己任。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、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。
当代中国，正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，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。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接续传统、返本开新，以及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、综合创新，一个不能背离的根本点应该还是在于坚持学以致用、知行合一。这不仅仅因为知行合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学方法，更重要、更根本的在于它其实正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所在。（作者：张西立）
古与今：接续传统，推陈出新
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儒学宗师孔子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，目的不在于复古、守旧，也不是为立言而“立言”，而是周游列国，身体力行，实现重构社会秩序的理想。后期儒家的发展，如西汉董仲舒，面对汉初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，以诠释“春秋公羊学”入手，建构起以“天人感应”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为核心范畴的儒学体系，开创了孔孟之学的“经学”时代。魏晋时期，社会大变动，民族大融合，文化大交流，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东土后风头正劲，传统纲常名教无力维系世道人心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之争遂成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演进的主轴——曹氏父子的“建安文学”、竹林七贤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王弼创造性解注《老子》等，意在借古喻今，具有强烈现实指向。隋唐三百年，大乱大治，人心思定，儒道佛互有消长，韩愈力推“古文运动”，《原道》《原儒》尊崇儒学、力排佛老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实为一代宗师。赵宋立国，重文抑武，在理论创造上，周敦颐、张横渠、二程、朱熹接着韩愈往下讲，“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”，援佛入儒，由“道”入“理”，由此开启了儒学发展的“程朱理学”阶段。
近年来有学者力主“崖山之后，已无中华”的说法，如果说数千年“华夏”传承仅仅系于“士人”阶层的话，那么随着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式微抑或消亡，华夏文化应该说也会随其消亡，然而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样，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最终都以服膺中华文化为归宿。
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才被打破。何以至此，又如何突破？晚清重臣张之洞力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说，终难脱新瓶旧酒之嫌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以“救亡图存”为急务，倡导“科学与民主”，与维护传统延续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“科玄之争”。熊十力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钱穆等新一代学人致力于整理国故、返本开新，已然成为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，探寻中华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中与西：开放交流，综合创新
近年来，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历史新机，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明显增强，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文化动因。
考古发现证明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盘庚时期，文明滥觞应该更为久远。相比于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以及古希腊文明，中华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，历经挑战，九曲百转，却始终奔腾向前，从未中断。何以至此？这不能不说与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理性务实、博大平易、厚德包容的胸襟有直接关系。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被有些学者称之为“实用理性”，显然是想借此与西方文化的“工具理性”有所区分，但也容易造成中华文化功利、短视的印象。实际上，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世界文化传统的地方，在于它特有的“人文”情怀，在于它讲究不偏不倚的“中庸”立场。在中华文化史上，“华夷之辨”不绝于耳，但最终还是走向兼容并包、多元一体。多次、反复的文化撞击和冲突，锻造和锤炼了中华文化吸纳包容、和而不同、刚柔相济的品格。“不打不相识”，人是如此，文化也是如此。没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，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和蜕变，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
中华文化从来不怕异质文化的冲突，怕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，我们失却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，怕的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，我们迷失应有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方向。如今，中西方文化正面碰撞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蓬勃展开，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士气，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然显现，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贡献力量和智慧。然而，我们更应警醒的是，一部中华文化曲折发展史深刻表明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、交锋、交融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，尤其是面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、与中华文化相反相成的西方文化形态，可谓是狭路相逢。面临着既要增强文化自信，同时也要务实开放、学习借鉴的双重历史任务，可谓任重道远。从未来发展看，民族复兴的壮阔洪流为中华文化走向新生提供了物质基础，而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则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标志；中华文化能否在这场空前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、交锋、交融中实现自我更新、凤凰涅盘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，也关系到世界的根本走势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客观的历史过程，确保这个进程顺利运转，出路在于秉持平等互利、开放合作的态度，任何过于强调自身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态度及做法，都将被历史无情地宣判为狭隘和自私的偏见。
文化“大同”是人类“大同”社会的一部分，本质上是一个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、氤氲消长的历史过程。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新形态既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独霸一方，也不会是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非洲文化一花独放，和而不同、美美与共作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，已经深刻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向和必然归宿。而这一原则的真正贯彻和最后实现，其实也正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传承延续和发扬光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华文化复兴关乎世界文化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，并非痴人说梦。
知与行：实践第一，理论创新
问题是时代的声音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只能从问题本身寻找。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等为物质基础的。那种离开国计民生，抛却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，就文化谈文化，不仅不会有结果，反而有害。
历史上能够称得上硕学鸿儒的文化中坚，无不是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，孜孜于济世救民、匡扶天下。孔子有所谓“君子儒”“小人儒”之分，讲的是“兼济天下”与“独善其身”的区别。在治学上，孔子还讲“为己”与“为人”的不同。近代以来不少学人学贯中西，尽管渊源有自、观点各异，但皆秉承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“士”之精神，不管是“居庙堂之高”，还是“处江湖之远”，皆能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怀揣“兴灭继绝”的信念，以整理国故、弘扬传统为己任。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、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。
当代中国，正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，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。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接续传统、返本开新，以及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、综合创新，一个不能背离的根本点应该还是在于坚持学以致用、知行合一。这不仅仅因为知行合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学方法，更重要、更根本的在于它其实正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所在。（作者：张西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