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主政时期告密之风盛行？
发布时间：2022-11-25 15:07:36作者：圆觉经常识网
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主政时期告密之风盛行？
本文摘自：《同舟共进》2015年第6期，作者：吴钩，原题为：《宋朝的“反告密”》
有一段时间，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“告密文化”，论者言之凿凿，说“告密”属于国民劣根性，传统文化是滋生“告密”的沃土——难不成“告密”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，而“被告密”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？但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以笔者的了解，在传统社会，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，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“告密文化”，不如说是“反告密文化”。
过去处于主流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，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。
发生在亲人、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，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，挑战了人伦底线，更是受儒家抵制。曾有人告诉孔子：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，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便跑到官府举报了。孔子说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亲亲得相隐匿，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。用汉宣帝的话来说：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存之。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自今，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“亲亲相隐”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，并历代相沿。
——不要认为“亲亲相隐”是陈腐、过时的观念，现代发达国家的法律，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“亲亲相隐”权利。
当然，不能否认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。但我们需要知道，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，而非主流的儒家。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：“用善，则民亲其亲；任奸，则民亲其制。合而复之者，善也；别而规之者，奸也。章善则过匿，任奸则罪诛。”商鞅认为，善民重视亲情，会相互包庇；奸民则相信“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”，会相互告奸。人民热衷于告奸，罪恶便无处逃遁。
但有意思的是，商鞅鼓励告密，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“奸民”。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，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。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，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。
历史上，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，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，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、汉武帝时代、武则天时代、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“康雍乾盛世”。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，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——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，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，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，以告密为耻。
宋真宗时，李沆任宰相。一日宋真宗问李沆：“人皆有密启，卿独无，何也？”密启即秘密奏事、向皇帝打小报告。李沆对打小报告非常反感，说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启？夫人臣有密启者，非谗即佞，臣常恶之，岂可效尤？”李沆认为，只有那些品德败坏的人才会喜欢打小报告。
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，有一回，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，信中“多斥中外大臣过失”。韩绛身为谏官，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，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：“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，多斥中外大臣过失。臣不敢不以闻。”宋仁宗却说：“朕不欲留中，恐开告讦之路。第持归焚之。”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。
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、借以整饬吏治吗？当然不是。但他深知，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，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“中外大臣过失”本身。
宋仁宗一朝，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。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台谏官李兑、何郯、陈旭等人上书：“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，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，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。自今非情涉不顺，毋得缴简尺以闻，其于官司请求非法，自论如律。”意思是说，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，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，弄得告密之风大盛。自今之后，除非事关谋逆，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，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。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。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、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。
宋仁宗时代，监察系统非常活跃，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，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，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——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，甚至根据道听途说“暴扬（他人）暧昧之事”，以致“刻薄之态，浸以成风”。御史吕诲于是上书“请惩革之”。仁宗皇帝从善如流，下诏“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”，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。执政官若有过失、罪错，可以公开弹劾，但不应告密。
后来的宋神宗、哲宗时代，当变法派（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）执政时，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，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，新政的推行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。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吕惠卿推行“手实法”，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，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。这本非恶政，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，又“许人纠告”，鼓励告密。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，“家家有告讦之忧，人人有隐落之罪，无所措手足矣”。
因而，“手实法”甫一推行，立即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。不久，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“手实法”。在宋朝士大夫看来，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，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，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，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？
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，也不欢迎臣僚告密——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，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，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。绍兴初年，高宗下诏求言，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。高宗说：“自今上书言事，毋有所讳。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。”给告密者当头；泼下一盆冷水。
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，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：“顷者轻儇之子，辄发亲戚箱箧私书，讼于朝廷，遂兴大狱，因得美官。缘是之后，告讦成风。考简牍于往来之间，录戏语于醉饱之后，虽朋旧骨肉，实相倾陷，薄恶之风，莫甚于此。”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，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，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。结果，告讦之风大兴，私人通信、茶余酒后的议论，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；即便是亲兄弟，也可能被出卖。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。
因此，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：“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，议加黜罚。”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，“议加黜罚”。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，“诏令刑部开具取旨”。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。
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，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，比如他冤杀岳飞。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，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：再冠冕堂皇的告密，都不可能“告”出优良的治理秩序，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——人心。
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，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“反告密”的时代——那就是宋代。我想说的是，拒绝告密、抵制告密，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之一。
有一段时间，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“告密文化”，论者言之凿凿，说“告密”属于国民劣根性，传统文化是滋生“告密”的沃土——难不成“告密”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，而“被告密”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？但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以笔者的了解，在传统社会，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，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“告密文化”，不如说是“反告密文化”。
过去处于主流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，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。
发生在亲人、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，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，挑战了人伦底线，更是受儒家抵制。曾有人告诉孔子：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，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便跑到官府举报了。孔子说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亲亲得相隐匿，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。用汉宣帝的话来说：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存之。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自今，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“亲亲相隐”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，并历代相沿。
——不要认为“亲亲相隐”是陈腐、过时的观念，现代发达国家的法律，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“亲亲相隐”权利。
当然，不能否认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。但我们需要知道，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，而非主流的儒家。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：“用善，则民亲其亲；任奸，则民亲其制。合而复之者，善也；别而规之者，奸也。章善则过匿，任奸则罪诛。”商鞅认为，善民重视亲情，会相互包庇；奸民则相信“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”，会相互告奸。人民热衷于告奸，罪恶便无处逃遁。
但有意思的是，商鞅鼓励告密，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“奸民”。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，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。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，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。
历史上，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，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，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、汉武帝时代、武则天时代、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“康雍乾盛世”。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，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——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，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，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，以告密为耻。
宋真宗时，李沆任宰相。一日宋真宗问李沆：“人皆有密启，卿独无，何也？”密启即秘密奏事、向皇帝打小报告。李沆对打小报告非常反感，说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启？夫人臣有密启者，非谗即佞，臣常恶之，岂可效尤？”李沆认为，只有那些品德败坏的人才会喜欢打小报告。
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，有一回，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，信中“多斥中外大臣过失”。韩绛身为谏官，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，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：“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，多斥中外大臣过失。臣不敢不以闻。”宋仁宗却说：“朕不欲留中，恐开告讦之路。第持归焚之。”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。
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、借以整饬吏治吗？当然不是。但他深知，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，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“中外大臣过失”本身。
宋仁宗一朝，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。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台谏官李兑、何郯、陈旭等人上书：“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，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，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。自今非情涉不顺，毋得缴简尺以闻，其于官司请求非法，自论如律。”意思是说，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，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，弄得告密之风大盛。自今之后，除非事关谋逆，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，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。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。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、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。
宋仁宗时代，监察系统非常活跃，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，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，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——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，甚至根据道听途说“暴扬（他人）暧昧之事”，以致“刻薄之态，浸以成风”。御史吕诲于是上书“请惩革之”。仁宗皇帝从善如流，下诏“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”，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。执政官若有过失、罪错，可以公开弹劾，但不应告密。
后来的宋神宗、哲宗时代，当变法派（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）执政时，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，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，新政的推行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。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吕惠卿推行“手实法”，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，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。这本非恶政，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，又“许人纠告”，鼓励告密。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，“家家有告讦之忧，人人有隐落之罪，无所措手足矣”。
因而，“手实法”甫一推行，立即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。不久，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“手实法”。在宋朝士大夫看来，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，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，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，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？
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，也不欢迎臣僚告密——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，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，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。绍兴初年，高宗下诏求言，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。高宗说：“自今上书言事，毋有所讳。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。”给告密者当头；泼下一盆冷水。
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，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：“顷者轻儇之子，辄发亲戚箱箧私书，讼于朝廷，遂兴大狱，因得美官。缘是之后，告讦成风。考简牍于往来之间，录戏语于醉饱之后，虽朋旧骨肉，实相倾陷，薄恶之风，莫甚于此。”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，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，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。结果，告讦之风大兴，私人通信、茶余酒后的议论，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；即便是亲兄弟，也可能被出卖。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。
因此，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：“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，议加黜罚。”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，“议加黜罚”。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，“诏令刑部开具取旨”。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。
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，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，比如他冤杀岳飞。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，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：再冠冕堂皇的告密，都不可能“告”出优良的治理秩序，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——人心。
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，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“反告密”的时代——那就是宋代。我想说的是，拒绝告密、抵制告密，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之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