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
发布时间：2022-11-25 15:03:30作者：圆觉经常识网
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
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
董群
对于慧能的研究，有一类常常隐含在对禅宗的研究之中，这一类资料更是难以统计清楚。而在有明显标识的慧能研究作品中，研究内容包含两个方面，具体涉及的细节及不同观点如下：
一、《坛经》经典研究
1、《坛经》的整理。
慧能研究的基本资料是《坛经》。大陆学术界对《坛经》的学术整理，在1962年7月编就，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》（隋唐部分）下册的《禅宗》一节中以《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》为题，依宗宝本，摘录了一些材料，并加标点注释，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。1982年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》，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、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《坛经》为底本，参照惠昕本、契嵩本、宗宝本，作成《坛经校释》一书，1983年9月初版，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，总印数达32,00册。1980年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遍》，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。1983年6月第1版，收入了《坛经》的敦煌本和宗宝本，加以标点。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《坛经》写本（敦博本）的研究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，名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，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《坛经》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《中国佛教丛书·禅宗编》第1册中，收入《坛经》五种即：敦煌本斯五四七五号（影印并抄录）、敦博本０七七号（影印）、曹溪原本（据嘉兴藏影印）、日本兴圣寺藏宋本（影印）和宗宝本（据嘉兴藏影印）。1997年2月，周绍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《敦煌写本坛经原本》，“原本”之意，是为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，共收入五种，即：北京图书馆藏有字七九号卷子残页、北京图书馆藏冈字四八号卷子、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五四七五号册子、敦煌博物馆藏０七七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，全部影印，再依此录出“原本”，并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。教内外还出版了许多普及本及教内流通本。日本方面，以柳田圣山所编的《六祖坛经诸本集成》为著名，东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，共收入11种，即：敦煌本、兴圣寺本、金山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高丽传本、明版南藏本、明版正统本、清代真朴重梓本、曹溪原本、流布本、金陵刻经处本，另外还收有西夏文断片、金泽文库本断片。英文文献方面，有学者专门研究了《坛经》的英译本，列出了1930年以来的11种版本的译本。
2、《坛经》的成立及流变
现存的《坛经》，有四个本子，即敦煌本、惠昕本、曹溪原本、宗宝本，以敦煌本（包括敦博本）最为接近古本，历史上流传的更多，反映出《坛经》本身的变化发展。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《<坛经>考之一》，指出《曹溪大师别传》和《坛经》之间的并列关系，契嵩三卷是将文字“鄙俚繁杂”的《坛经》的真正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结合，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，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。
印顺认为，《坛经》主体部分是无相戒，这在慧能生前就应该成立了，慧能入灭后，其平日接引的机缘、临终前后情形，由弟子记录出来，附编于大梵寺说法后，也泛称《坛经》，完成了《坛经》的原型，现存的本子以敦煌最古，但不是原型。他对胡适、宇井伯寿、关口真大、柳田圣山的观点都加以分析，认为“《坛经》的各种本子，从大类上去分别，可统摄为四种本子：敦煌本、古本、惠昕本、至元本。”敦煌本为神会门下的修正本，古本则“一定是”将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传说，编入《坛经》而成，无疑是属于洪州门下的，成立的年代，要比敦煌本（780—800）、《别传》（781）、《宝林传》（801）迟些。惠昕本编定的时间，考定为宋乾德五年（967），政和六年（1116）再刊，传入日本，被称为“大乘寺本”，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刊本传入日本，被称为“兴圣寺本”，两者在品目及本文上虽有多少修改，都是惠昕的编本。至元本，有两个相近的本子，即德异本和宗宝本，“组织上最为一致。”
杜继文、魏道儒认为，《坛经》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，逐步演化而成的，说它是集体产品，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。
郭朋在其《坛经校释》的序言中，考察分析了胡适、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的观点，认为胡适用“明藏本”的提法尤为不妥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也不能和《坛经》并列，因为它不是《坛经》的一个本子。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，对石井修道的观点有具体介绍和评论，认为他列出的《坛经》流变图中涉及的14种《坛经》，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（法海本）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宝本，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。
杨曾文在其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中对《坛经》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，以《坛经》（不存）祖本为源头，衍生出敦煌原本（不存）和惠昕原本（所谓文繁古本，不存）。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、敦博本、西夏文本三个本子；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。日本的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兴圣寺本等，均在惠昕本的传刻本上形成，契嵩本下，又衍生出曹溪原本、德异本和宗宝本，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，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，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，都以宗宝本为基础。
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《坛经》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，主张两者“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。”他所列的《坛经》诸本关系图表，以《坛经》原本（不存）为最早，衍生出“南方宗旨”本和文繁的古本（均不存），与此并列的是《曹溪大师别传》。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，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，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，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结合而成的，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。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，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，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。
董群
对于慧能的研究，有一类常常隐含在对禅宗的研究之中，这一类资料更是难以统计清楚。而在有明显标识的慧能研究作品中，研究内容包含两个方面，具体涉及的细节及不同观点如下：
一、《坛经》经典研究
1、《坛经》的整理。
慧能研究的基本资料是《坛经》。大陆学术界对《坛经》的学术整理，在1962年7月编就，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》（隋唐部分）下册的《禅宗》一节中以《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》为题，依宗宝本，摘录了一些材料，并加标点注释，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。1982年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》，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、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《坛经》为底本，参照惠昕本、契嵩本、宗宝本，作成《坛经校释》一书，1983年9月初版，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，总印数达32,00册。1980年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遍》，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。1983年6月第1版，收入了《坛经》的敦煌本和宗宝本，加以标点。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《坛经》写本（敦博本）的研究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，名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，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《坛经》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《中国佛教丛书·禅宗编》第1册中，收入《坛经》五种即：敦煌本斯五四七五号（影印并抄录）、敦博本０七七号（影印）、曹溪原本（据嘉兴藏影印）、日本兴圣寺藏宋本（影印）和宗宝本（据嘉兴藏影印）。1997年2月，周绍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《敦煌写本坛经原本》，“原本”之意，是为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，共收入五种，即：北京图书馆藏有字七九号卷子残页、北京图书馆藏冈字四八号卷子、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五四七五号册子、敦煌博物馆藏０七七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，全部影印，再依此录出“原本”，并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。教内外还出版了许多普及本及教内流通本。日本方面，以柳田圣山所编的《六祖坛经诸本集成》为著名，东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，共收入11种，即：敦煌本、兴圣寺本、金山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高丽传本、明版南藏本、明版正统本、清代真朴重梓本、曹溪原本、流布本、金陵刻经处本，另外还收有西夏文断片、金泽文库本断片。英文文献方面，有学者专门研究了《坛经》的英译本，列出了1930年以来的11种版本的译本。
2、《坛经》的成立及流变
现存的《坛经》，有四个本子，即敦煌本、惠昕本、曹溪原本、宗宝本，以敦煌本（包括敦博本）最为接近古本，历史上流传的更多，反映出《坛经》本身的变化发展。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《<坛经>考之一》，指出《曹溪大师别传》和《坛经》之间的并列关系，契嵩三卷是将文字“鄙俚繁杂”的《坛经》的真正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结合，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，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。
印顺认为，《坛经》主体部分是无相戒，这在慧能生前就应该成立了，慧能入灭后，其平日接引的机缘、临终前后情形，由弟子记录出来，附编于大梵寺说法后，也泛称《坛经》，完成了《坛经》的原型，现存的本子以敦煌最古，但不是原型。他对胡适、宇井伯寿、关口真大、柳田圣山的观点都加以分析，认为“《坛经》的各种本子，从大类上去分别，可统摄为四种本子：敦煌本、古本、惠昕本、至元本。”敦煌本为神会门下的修正本，古本则“一定是”将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传说，编入《坛经》而成，无疑是属于洪州门下的，成立的年代，要比敦煌本（780—800）、《别传》（781）、《宝林传》（801）迟些。惠昕本编定的时间，考定为宋乾德五年（967），政和六年（1116）再刊，传入日本，被称为“大乘寺本”，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刊本传入日本，被称为“兴圣寺本”，两者在品目及本文上虽有多少修改，都是惠昕的编本。至元本，有两个相近的本子，即德异本和宗宝本，“组织上最为一致。”
杜继文、魏道儒认为，《坛经》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，逐步演化而成的，说它是集体产品，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。
郭朋在其《坛经校释》的序言中，考察分析了胡适、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的观点，认为胡适用“明藏本”的提法尤为不妥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也不能和《坛经》并列，因为它不是《坛经》的一个本子。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，对石井修道的观点有具体介绍和评论，认为他列出的《坛经》流变图中涉及的14种《坛经》，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（法海本）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宝本，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。
杨曾文在其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中对《坛经》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，以《坛经》（不存）祖本为源头，衍生出敦煌原本（不存）和惠昕原本（所谓文繁古本，不存）。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、敦博本、西夏文本三个本子；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。日本的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兴圣寺本等，均在惠昕本的传刻本上形成，契嵩本下，又衍生出曹溪原本、德异本和宗宝本，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，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，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，都以宗宝本为基础。
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《坛经》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，主张两者“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。”他所列的《坛经》诸本关系图表，以《坛经》原本（不存）为最早，衍生出“南方宗旨”本和文繁的古本（均不存），与此并列的是《曹溪大师别传》。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，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，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，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结合而成的，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。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，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，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