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渊源及其流行

　　放生习俗的开展，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。放生习俗的形成，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，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。南北朝以来，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，逐渐以天然海湾为放生池的屏障，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；宋朝以后，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，供民众放生，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。明清以来，云栖祩宏修订放生仪规，成立“放尘会”，积极提倡放生。

　　先秦时期，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，强调环境保护；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，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，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、《列子·说符》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。佛教传入汉地后，昙无谶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·流水长者子品》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　　汤见祝网者，置四面，其祝曰：“从天坠者，从地出者，从四方来者，皆离吾网。”

　　作网罟，今之人学纡。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吾取其犯命者。”汉

　　置其一面，以网其四十国，非徒网鸟也。’

　　“成汤解网”对后世影响很大，明代莲池《戒杀放尘文》仍然引用其故事。《列子·说符篇》记载了“周简子正旦放生”的故事：

　　放生，示有恩也。”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

　　春天生物滋长，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，《礼记·月令第六》说：“孟春之月……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，禁止伐木，毋覆巢，毋杀孩虫、胎天、飞鸟，毋麛毋卵。”：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，切勿伐木营生、覆巢嬉戏、残害幼苗等，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。

　　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，乃求其国王，与以二十大象，暂往负水，济彼鱼命，

　　水处，以囊盛水，象负至池，泻至池中，水即弥满，还复如故。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

　　《流水长者子品》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，如十二因缘法、诸佛菩萨圣号、放生功德偈、放生程序、放生仪轨等。流水长者子救鱼放尘的情节，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尘思想的理解，更易于接受和传播。

　　二、宋以前的放生活动

　　梁武帝撰写《断酒肉文》，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。而且，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，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。萧子显《御讲摩诃般若经序》说：

　　运吏，辄散运米与贫民，应入大辟，上愍其一分，恻然不许。非唯赦其重奉，乃加以至

　　尝暂怠， 日中或不得食，而足不得息，周遍京邑，行步如飞，击鼓扬幢，负担驰逐，家

　　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，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，然后放生。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，积极参与、推广放生。

　　鱼从流水，本在桃花之源；龙处大林，恒捻浮云之路。岂谓陵阳垂钓，失云失水；

　　黄雀伺蝉，不知随弹应至；青鹤逐兔，讵识杠鼎方前。北海之食，鹦鹉未始，非人西王

　　之鹿，不充食萍之宴。

　　陈宣帝太建十三年(581)，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。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，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：并且为渔民讲《金光明经》，渔民闻法改行转业，好生从善，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，达三四百余里，为放生池，徐陵树碑阐明因缘。

　　三、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

　　． 宰相王钦若出镇钱唐，率僚属诣天竺灵山，谒慈云法师遵式，请讲法华。叹曰：此

　　郡人会湖上纵鱼鸟，为主上祝寿。

　　《金园集》收录了遵式的《放尘慈济法门》，在序言的开篇说：“儒冠五常谓之仁，释御四等谓之慈，皆恶残去杀，推惠广爱之谓也。然后果五福之曰寿，证四德之日常，实唯不杀，放生之大统也。”“这是以放尘融合了儒家的“五常”和佛教的“四无量心”。遵式以叙山、呪水、请加、归依、称佛、说法、忏愿七章，制订了放尘的仪轨。

　　天圣三年(1025)，四明山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，为皇帝祝寿，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。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，并撰《放生文》以定其仪轨，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，记载这种盛事。

　　右放生池碑，不著书撰人名氏，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，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，使

　　其足用而取之，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，如斯而已。易大传曰：庖牺氏之王

　　生为万世之利，此所以为圣人也。浮屠氏之说，乃为杀物者有罪，而放生者得福，苟如； 其言，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，地下之罪人矣。

　　各地放生池的兴衰，亦是当地佛教发展的盛衰。自从智颉首创放尘池以来，当佛教兴盛时，如唐肃宗、宋真宗则下令扩展放生池；当佛教没落时，放生池则成为捕捉鱼族之区。

　　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，临近江海的杭州、宁波一带，盛产水产，民众喜好进食，加速水产和肉食的消耗；同时，江南蚕丝业发达，势必伤害许多生命。针对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，明清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，尤其是云栖祩宏，如憨山德清《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》所说：“极意戒杀生，崇放尘，著文久行于世，海内多奉尊之”，对明清佛教界影响极大。

　　善男子女人者，善有二义：一是宿生善因，一是今生善类。男女者，通指缁素利钝，

　　往生，是通一切众生也。

　　其次，祩宏强调动物与人一样，亦有感情和知觉，以此劝导不杀。《竹窗随笔·汤厄》说：

　　弗不汝敌，又微劣不能作声音。若力敌，则当如虎豹瞰汝；若能作声，冤号酸楚之声当

　　祩宏劝导民众反思自己的生活与感受，想象动物亦有类似的感受，从而引发同理心、同情心、不忍心。在《戒杀放生文》中，他要求民众在尘日、生子、祭先、婚礼、宴客、祈禳、营生时都不可以杀生。而且，祩宏用因果报应故事，形象地阐明戒杀放尘的功德。同时，戒杀放生不仅是慈悲心的体现，更是得尘净土的法门，如《戒杀放尘文》说：“净业三福，慈心不杀实居其一。今能不杀，又放其尘；既能放尘，又以法济令生净土。如是用心，报满之时，九晶莲台高步无疑矣。”这是将戒杀放尘纳入修行法门，从人性的同情引向宗教的解脱。

　　放生池的修建是一项大工程，在财力、人力、物力等方面都需要有大投入。首先，祩宏通过讲经说法传播自己的戒杀放生思想，劝导当时的仕绅接受他的思想。《居士传·虞长儒传》记载：“时宏公方坐南屏演《圆觉经》，募钱赎万工池，立放生社，缁白数万，伽陀之音震动川谷，一时清节之士多与其会，实长孺倡率之。”’祩宏演讲《圆觉经》，于是受到当时仕绅的协助，尤其是虞长儒这样的仕绅领袖宣传，倡导、率领。同时，《北门长寿庵放生池记》记载，居士、比丘、士大夫有的提供金钱援助，有的带来食物，有的亲自参与劳动。

　　在明代结社风气的影响下，祩宏成立了“放生会”，依《上方善会约》可知有“上方善会”、“西湖放生社”。《上方善会约》规定了上方善会的宗旨、定期、读诵、治供、议论、主会等事项。“上方善会”的宗旨是“读诵大乘戒经，兼之放生念佛，是诸上善人同会一处”，“大乘戒经”是指《梵网经》，可见“上方善会”是一个持戒、念佛、放尘的在家修行聚会。在每月朔望前一日，聚集于上方寺，愿意参加者签名于本上，以记录参加人数，可见是有固定的参会日期。众人到齐后，由一位僧人领众，诵《戒经》一卷，念佛五百声或一千声。诵经完后，饼果三色作茶供；念佛后，饭菜三色作斋供。茶供、斋供的费用山每位参加者各出五分银，由守院僧置办。法会后，大众可以交流佛法义理。对于放尘银，则各各随便出，不拘多少或者有无，或者自己购买宋放生。在“上方善会”的组织里，会首是轮流依次作主，因为会资是固定的五分钱，会首的主要工作是准备香烛茶汤，记录参加的会员。总之，祩宏是希望保持“放生会”的平等、简单、易操作等特点，这样才能久存。

　　祩宏在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下，凿建放生池、召集放生社团、修订放尘仪轨、制定放尘会约，对佛教的放生进行制度性的建构，从而使放尘成为具有阶层组织、定期定量的制度，从而使放生在精神上符合时代价值、在形式上组织制度化。在祩宏的影响下，放尘盛行于明末清初的佛教界。湛然圆澄、密云圆悟等高僧，以及冯梦祯(1548-1595)、虞淳熙(1553-1621)、陶望龄(1562-1609)等居士，亦多支持放生之业。虞淳熙在西湖组织胜莲社，鼓励社友放尘救众，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收有虞淳熙撰《胜莲社约》。陶望龄、张子云等亦曾在万历二十九年(1601)，于杭州城南创放生会。